“炮火轰鸣下的兰州决战:彭老总如何以新炮兵力量改写攻坚战历史”

自古以来,攻坚战就是十分难打的类型,解放战争时期,虽说解放军已经靠着强大的野战能力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但攻坚战还是成为我军的一大难题。

由于大量部队缺乏重武器,过去又没有这么多攻坚战的经验,使得许多部队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表现没有达到预期。1949年8月,彭老总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就面临着这一巨大的难题,挡在他们面前的,是马家军驻守的兰州。

作为中共的死敌,西北的马家军有着极强的实力,而兰州更是他们长期经营的重要据点。兰州自古以来就是西部重要都市,是四省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这里还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

兰州北靠黄河,城南山脉绵延数十里,从东到西为窦家山、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狗娃山,层峦叠嶂,互为依托,是兰州的天然屏障。

马步芳集中主力五个军,依靠着强大的兵力守卫兰州,他还对兰州的城防进行了重点加固,他对自己修筑的工事十分有信心,认为自己依旧能靠着这座坚城,阻挡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眼见马步芳打算在兰州决战,彭老总心里十分高兴,他巴不得马步芳集中兵力,那样就能一举消灭马家军。在几支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长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作战,此时全国形势已经好转,彭总在前往陕西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来自华北军区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共计19万援军。

可在攻打兰州的时候,彭老总依老旧十分谨慎,毕竟攻坚战单纯堆人是不行的。好在,除了来自华北的援军外,另一支援军正好是马家军的克星,他们也给战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兰州战役开始后,解放军按照彭老总之前的部署,分别在各处向敌人发起了猛攻。马家军依靠着坚固的工事,死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十分凶猛,兰州的城防也相当完善,这导致战斗开始后,一野的伤亡比较大。

然而在初次交战后,马步芳本能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一野各部队在进攻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炮兵。沈家岭战场上,主攻的11师直接动用了两个炮兵群对敌人的工事进行攻击。

善用骑兵的马步芳,自然清楚拥有大量炮兵的解放军,会是多么恐怖的存在。而他也发现,一野部队在攻坚的过程中,火炮使用较为分散,步炮协同也做得相当糟糕。

很明显,这些炮兵并不是一野本来的部队。实际上,西北野战军刚成立初期,陕西一带的根据地已经遭到国民党的进攻,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打造自己的炮兵部队。

那么彭老总手里大量的炮兵,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后来,一位叫郭思爱的老革命,告诉了大家真相。郭思爱在1946年考入陕甘宁晋绥五省驻晋随营学校,随着南京与太原两处重镇先后解放,中央计划给西北野战军提供更多的支援。

比如在天津解放后,四野的部队在天津缴获了大量的重武器,军委将这些重武器拨给了以晋绥军区炮兵教导团骨干为基础组成的第一野战军直属野炮团,郭思爱正是这支部队里面的老人。

四野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缴获了大量火炮等重武器,这些武器在中央的调配下,不少被分配给了缺乏重武器的西北野战军,中央还抽调郭思爱这些精锐,参与到西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组建工作中。

长期与西北野战军交战的马家军,对于这件事并不了解,他们仍然以为西北野战军还是当初那个火力不足的部队。

没想到,在中央与兄弟部队的支援下,西北野战军成功组建起了强大的炮兵部队。然而在兰州战役初期,缺乏经验的部队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彭老总也带着指战员对此进行了总结。

随后,全军上下明确了炮兵的使用思路,将火炮集中起来,优先打击敌人的城防工事。同时,利用火炮的攻击掩护,步兵组成小分队使用炸药趁机破坏敌军的攻势,再掩护纵队兵力突击。

炮兵部队也专门进行了反思,明确了战斗过程中,各个步骤的分工,经过充分的准备后,西北野战军兵分三路,又一次对兰州发起了猛攻。

果然,成集群打击目标明确的炮兵部队,一开始就牢牢压制了敌人,使得敌军连抬头反击都困难。步兵则抓住了机会,不断推进战线,使得敌军越来越被动。

为了阻拦解放军,马家军组织了多次反击,然而他们的反击都遭到解放军炮兵的火力压制,无数次反击都被打了回去。

得到了炮兵的有力支援,各部队的进攻十分顺利,最终兰州战役取得完胜,不可一世的马家军,就这样被彭老总彻底给击溃了。

“俄乌战局风云变,中俄合作新篇章:布热津斯基警告背后的战略新局”

俄乌战争中,泽连斯基此前似乎已经陷入疲态,他甚至还表示过: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示弱之举。当时我们都以为俄乌战争似乎走到尾声,和平即将到来。

可万万没有想到,在随后乌克兰突然发起了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再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反转,本以为占据优势的俄罗斯居然显得束手无措,普京对这一变故似乎并没有太好的处理手段,整个俄罗斯的国防部略显疲态。

这一变故着实让所有人震惊,以至于有一些西方人士高喊:俄罗斯即将迎来毁灭,乌克兰天兵下场横扫千军。一夜之间,攻守之势异也。

凭心而论,这一波变故着实证明泽连斯基能打这么久,的确有一定手段,他并不完全是我们口中的“赛博乞丐”,所以俄罗斯如今面临的问题远超我们的想象。

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中国也需要好好看下俄罗斯在未来的发展会如何?我们应该对此做出什么调整?

客观来说,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俄乌战争时期我们得到了不少好处。毕竟俄乌战争的爆发,让中俄关系快速升温,双方合作也是显著加强。

例如根据人民政协报的报道,中俄的合作在双边贸易方面,2023年中俄贸易额累计达到2400亿美元,同比增长26%,提前完成了两国元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目标。

而且中国连续14年保持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罗斯也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即使是今年的前3月份,双方的贸易额也达到5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2%。由此可见,俄乌战争时期中俄的贸易提升之速度。

除此以外,就是双方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善。

俄罗斯继续保持中国原油天然气电力的第一大和煤炭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地位,中国也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机电产品和汽车进口来源国以及第一大牛肉和海产品出口目的国。

这里也能反映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推进俄罗斯打开两国资源互补的进程。

另外,还有中俄双方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如今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在登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也在积极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中俄合作呈现出互利共赢,深入对接,且长期稳定的良好态势。由此可以看出,俄乌战争时期,中俄关系的密切确实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只是俄罗斯占据劣势的情形下,不断与中国关系深化,这个现象也让更多西方学者想起地缘政治专家布热津斯基的一个“警告”。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关系的斡旋者,他曾经在作品《大棋局》中直言:俄罗斯一旦西进失败,很可能会倒向中国怀抱,这对西方国家无疑是毁灭性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未来美国不应该对俄罗斯逼得太甚,不然俄罗斯可能会投向中国的怀抱,而且随着两国合作的加深,俄罗斯会在事实意义上成为中国的附庸。

不得不说,老专家看问题还是有些片面了。虽然中俄合作,让中国愈发强大,但中国一直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他国内政也是从不干涉的,这是我国的一个外交基本方针。

俄罗斯沦为“中国附庸”的可能,早已经从根本上杜绝,不说俄罗斯如何,就说我国,我国根本就不会这样做,我们只致力于推动合作共赢,比如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也会考虑到对方的国家利益,并不会让对方蒙受损害。

布热津斯基的讨论出发点更多是基于美国霸权方面提出,因此他的警告算是多余的。他必须认识到一点:中国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收一堆“小弟”,我们不搞冷战格局,只想共同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桂林上空迷雾:中美英三方智斗日本间谍,未解之谜再现‘死而复生’女谍影”

1943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桂林上空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一共有8架日本轰炸机掠过上空,这些轰炸机并没有直接轰炸居民区,而是有目的的直接奔赴一个区域。

伴随着轰炸机不断的投下炸弹,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随后就是漫天大火。

那天夜晚,火势实在是太大,整个桂林的夜空几乎都被照亮,所有人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大家可以肯定,出大事了……

在这次事件之后,日本航空兵变得更加猖狂,他们开始疯狂对南宁桂林等重镇进行狂轰滥炸,几天之内,中国军民死伤逾千人,前线有大片阵地沦入日军之手,国军前线伤亡惨重,以至于医院出现伤员遍地的现象。

整个战斗,国民党大军进展并不顺利,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过去能够对日军进行牵制的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却始终没有升空作战。

结合当时的历史可知,14航空队一直在配合中国空军出击,当年对日军造成极大压力,正在逐步掌握华中、华南上空的制空权,对地面的日军及长江上的日军舰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按理来说,日军如此猖狂,14航空队应该出面遏制日军,断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伤亡。可那几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其中有何隐情呢?

随后国军方面则做出了“大动作”,蒋介石似乎受到刺激,要求军统派出了一个叫安健的反间谍干部立即赶往桂林,处理此事。

这个举动令人难以理解,因为明明是14航空队不起飞作战,怎么派出的反间谍干部前往桂林,这其中又何猫腻不成?

而更让人惊讶的还在后头,在老蒋进行大动作后,美国方面和盟军总司令部也派出优秀的情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士登场。

——其中美军史迪威派出的是14航空队情报处副处长莫瑞德中校,而盟军总司令部则派出的是英军情报专家查尔斯少校以及三名英籍华裔反间谍人员。

好家伙,中美和盟军三方派出了最优秀的反间谍人员齐聚一堂,这是要干什么?

随后谜底揭开,原来那天晚上,八架日本飞机轰炸了14航空队的3号秘密油库,一举点燃了1万多加仑的汽油,造成剧烈爆炸,最后导致该油库损失了多达4万多加仑的汽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国不能生产军用汽油,这些汽油全都是从美国本土以及印度加尔各达等各地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千辛万苦运送来的,其中坎坷和艰难难以想象。

如今日本人的飞机定点轰炸,炸毁了这些汽油,这使得原本占据优势的14航空队根本无法起飞,自然就只能任由日军嚣张,这才有了前文那如此惨重的损失。

可话又说回来,既然航空队并非无故任由日军轰炸,那么为何中美和盟军三方要派出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一副大动干戈的样子呢?

原来,14航空队的司令员陈纳德将军正在桂林,他亲眼目睹日军的定点袭击,并坚定的认为其中有诈,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但也极为充分。

要知道,这个这个秘密基地位于狮头山脚,一半深入一个无名大溶洞,外面还做了巧妙的伪装,进出也只有一条公路,四周警备森严,只有拥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英两国陆空军人员才能持证进入。

按理来说,这个秘密据点应该很难被发现,可日本的轰炸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探索,而是直接奔着这个据点投炸弹,很明显这件事情牵涉到了日本间谍,而且内部肯定是有内鬼配合。

于是,陈纳德上报给了重庆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总司令史迪威,要求严肃处理这件事情。蒋介石自然被手下的警察和特务机构气得火冒三丈,史迪威也和蒋介石不对付,于是决心针对此事,好好的彻查一下内鬼。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出三方审案的大戏。那么问题来了,三方合力是否能够破了这个答案呢?03号秘密油库究竟是被谁泄露机密的?

说起来,三方派出的调查人员都是厉害角色,莫瑞德原本是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官岛情报站的少校副站长,此人毕业于美国阿肯色州陆军情报学校,曾立过两次军功,是一个很厉害的情报人员。而且他对中国很有好感,对打击间谍一事义不容辞。

而查尔斯少校,则是出身于英国的陆军情报学校,当年曾在英国总部情报处任职获得过勋章。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日本宪兵逮捕,但经受严刑拷打,在中国人的营救下得以脱离,因此他对日本间谍自然也颇为上心。

相较于盟军派出的两位高材生,蒋介石派来的安健这会显得要其貌不扬,他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没有名校出身,也没有立过很大功劳。看起来是三人组中最差的一个,但他能被老特务戴笠派来处理此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独到之处。

就这样三人组会合,针对案件展开调查,值得玩味的是,在协力破案的同时,也未尝没有三方较劲的心思,这也使得破案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

不得不说,三方合力还是很强大的,他们很快就发现,当时的军统上校胡仰宗有问题,因为这人在秘密油库被炸以后情绪就很反常,尤其是面对专案组的成立,更是显得有些心慌。

在调查这位上校时,查尔斯的人发现线索——胡仰宗似乎和一个叫苏姬的人关系不清不楚,因为他们监听到了这两人用暗语进行了简短的通话,虽然不清楚对话的内容,但很明显这两人不对劲。

经过调查,胡仰宗这个人比较简单,他是军统桂林站的站长,此人一直热衷于反共,对反击日本间谍不感兴趣,但他似乎不像是日本间谍。

那么与他进行秘密通话的女人苏姬有没有问题呢?苏姬,年芳30岁,长相妖艳,肌肤雪白,体态丰满,非常性感迷人。

此人会说英语和法语,有着很高的文化,而且衣着非常时髦。根据情报显示,她极擅长交际,与重庆诸多显赫人物的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如今暂居在桂林城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

当时查尔斯等人就推测,会不会是苏姬给胡仰宗下套,骗取了关于秘密油库的信息?于是,专案组立刻针对此人进行调查。

很快,更多的资料被了送来——苏姬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曾多次以进步人士的面貌为灾民捐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另外还多次在报纸上刊登了她探望孤儿给孩子捐赠食物的照片。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女人似乎不是间谍,反而是一个罕见的进步人士。

但对此,一向对日本间谍渗透工作了解透彻的莫瑞德中校认为这只是伪装,他要求查尔斯派他的助手反间谍人员宋安前往香港去调查这个女人的底细。

本以为宋安能带回重要情报,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安带来的情报完全出乎莫瑞德的预料,他说,苏姬是茶商的女儿,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两次被逮捕。

1940年,她嫁给了一位富裕的华侨,后来离婚独居香港,此外她还资助过很多进步人士。根据这些情报履历来看,苏姬根本不可能是日本间谍。

查尔斯自然是相信他的助手,因此他认为莫瑞德太过于敏感了,看来众人只能去寻找其他的线索。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调查迟迟没有进展之际,随后又爆发了桂林城中心地带抢夺美国空军军官公文包的案子……

当时警方甚至未能抓到凶手,只是击毙一人,让两人顺利逃走。这下可让专案组丢了大脸,蒋介石、史迪威大为恼火,对专案小组进行多次训斥,搞得三方调查人员都很郁闷。

就在美英两方的调查人员乏力之际,重庆派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专案人员安健却有新发现。原来,他根本就不相信宋安带来的情报,始终凭直觉认为苏姬一定存在问题,所以他24小时盯着这个女人,希望找到破绽。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安健还真发现有漏洞。在之前的抢夺美军公文包的案件中,安健接到了可靠情报,在抓捕日本间谍分子时,宪兵队副队长邵雄表现非常异常,本来可以抓捕罪犯,但他却开枪将其击毙。

而且此人不止一次利用职权包庇日间谍嫌疑分子,很明显有问题。后来经过细究,甚至还发现他居然在陆军医院的后门与苏姬有过接触,而且还收下了对方交给他的东西。

好家伙,苏姬秘密接触这样一个几乎要亮明牌的日本间谍,她的身份干净可就见鬼了。

于是,安健将此事报给莫瑞德,这让莫瑞德开始怀疑查尔斯手下的宋安,终于意识到大家可能走入了误区。

与此同时,安健找到戴笠获得了权限,调阅1935年到1940年的军统女特工人员的档案资料,结果居然找到了一个酷似苏姬的女间谍,这个女间谍名叫陈素珍。

这人的能力可不寻常,1934年加入军统局的前身,之后用美人计策反了广东空军副参谋长,以及其手下的广东空军的核心飞行员,导致50余架广东空军投奔南京政府,造成陈济棠快速垮台。

抗战爆发后,她先是秘密监视白崇禧,之后又潜入上海,租借收集日本陆空军情报,但是被日军抓获,禁不住酷刑,出卖了十几名军统特工,后来改头换面成为日军高级间谍。

敏锐的安健立刻意识到,陈素珍有可能就是这个苏姬,于是赶忙找到莫瑞德,并将这份资料交给他。莫瑞德勃然大怒,立刻找来了宋安了解实情,对方眼看事情暴露,于是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去香港的时候就被日军逮捕,后来忍不住酷刑招认了身份,为了活命就编造了假的材料向查尔斯交差。这下水落石出了,虽然专案组也出内奸,但好歹算破了案,接下来只要把对方抓起来,搜查对方家里,就可以破案了。

可人真的是那么好抓的吗?也许是知道自己可能有危险,苏姬早就已经傍上新的靠山,成为对方的一房姨太太。

而这个靠山就是在抗战中立过战功的韦旅长,此人手段很硬,查尔斯当时要去调查苏姬时居然还遭对方毒打,差点命都没了。

这下案件又进入死胡同,不敢抓人,自然不敢审判,不能审判怎么破这个案子呢?

敏锐的莫瑞德照葫芦画瓢也想到了一个妙招,那就是美男计,既然有韦旅长保护这个女人,那么破坏他们的婚姻,让对方没有依靠不就行了吗?

说干就干,莫瑞德找来了一位叫金特利的空军成员,这人长得很帅气,很像明星小范朋克,而且会喝酒,会跳舞,幽默风趣。有这样一位大帅哥出马,再加上苏姬本来也瞧不上这位韦旅长,于是逐渐两人打的火热,滚了床单。

事情成了后,莫瑞德这边则赶紧找人搞花边新闻,宣传苏姬和空军乱搞,结果搞得韦旅长很没面子,果断和对方离婚。

没了韦旅长的庇护,莫瑞德再派间谍潜入调查,很快人赃并获,而且顺藤摸瓜抓出了10余名间谍,其中当然有表现异常的邵雄、胡仰宗。

最终的结果是,胡仰宗参与了苏姬搞的走私活动,因此被撤职查办,而邵雄原来是日本人田中弘一整容假冒,此人最终服毒自杀。

而作为导致这一切的间谍,苏姬则被判处死刑。

按理来说,案件到此也算侦破了,出力最大的是重庆反间谍干部安健,不过莫瑞德的美男计也相当出彩,查尔斯的监听也找到了初期的突破口,算得上是三方通力合作的典范。

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最后,这个案件却留下了一个新的谜团。

原来1946年秋,当年参与美男计的金特利居然在重庆西式餐厅门口再次看到风度翩翩的苏姬,好家伙,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居然又复活了。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看错了,也不是死者复生,那么一定是有人救了这个特务,那么是谁救的她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最终成为了一个未解谜团。

“从221厂到省委书记:梁步庭的核工业传奇与政坛辉煌”

1977年,青海省来了一位56岁的新领导,此人可不一般,因为他的身份是青海省委书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提升速度那是相当之快,要此前他只不过是国防科委下面的221厂的一个党委书记。

从一个厂的党委书记变成一个大省的书记,这种提拔的背后有何隐情呢?其实这一切的奥秘就在221厂中。221厂真的是个普通工厂吗?答案可能会出乎大家意料。

时间回到1958年,那时候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经济也迎来飞速发展时期。

当时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个让我们真正超脱于两极格局的窗口期,于是我们开始利用此基础研究核武器,让中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于1958年建立。该基地建设在我国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大草原,这里群山环绕、地势平缓宽阔,而且四面有山与外界隔离,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军事基地。

选好地址后,邓小平签署了建设211厂的报告,随后基地正式施工,211工厂虽然是国防的重中之重,但在当年也是历经坎坷,三年困难时期一度差点停工。

庆幸的是,当时我们还是撑了过来,而缓过气来后,1962年国家再次返回计划,开始进行大力扶持,从各个部门抽调了1.5万人的施工队伍,与原先的部队联合起来,终于将221基地工程完工。

在该基地建成后,我们取得过不少瞩目的成就。

而且这里群星荟萃,有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大咖人物坐镇,为我国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此地还成功进行过多次核爆试验,生产出各种型号的战略核武器,产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而随着中国独立自主的核武器登场,西方列强也不得正视我们,从这一刻开始,中国迎来了新的篇章。再后来,毛主席带领我们成为两极格局中十分罕见的“第三方强国”,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基础。

虽然221工厂于1995年全面退役,前后只存在37年,但221工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甚至其中诞生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说清楚了它的重要性后,我们再来看221工厂的党委书记一职,那可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厂的党委书记,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领导岗位,在这一期间贡献巨大的梁步亭被提拔为省委书记也不算太稀奇。

根据资料记载,梁步庭当年是受到中央委派,去221工厂担任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因为当时该地区严格保密,所以关于他那时的事迹我们所知不多。

不过从零星的记载中都能看出,他对于221工厂的后勤、管理工作作出过很大贡献,是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充分认可的。而且在回看他的人生履历,也能知道梁步庭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全能型人才。

早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处教育干事,后来担任苏鲁豫边区的党委党委委员。之后他因为在基层政治工作出众,被不断提拔,先后担任鱼台县委书记、平原省地青委书记,以及华北局青委副书记。

到1964年,他更是因为工作出众,被提拔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从这些履历来看,梁步庭无疑是一个实打实从基层拼搏出来的人,不仅有优秀的政治理论素养,更具备实践经验。

虽然后来他遭到动荡时期的冲击,一度被下放劳动,但他这样一个人物是当时急缺的,所以势必不会一直沉沦下去人才难得,所以1974年他被国家任命为221工厂的联络组组长,以及党委第一书记。

因为有前面的履历积累,加上人在青海,还有221工厂所建立的功绩,于是在中央眼中可靠、稳重的梁步庭在当时临危受命,很快从工厂党委书记被提拔为青海省委书记,当然新老交替、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也给了他实现抱负的一个机会。

而根据官方对他的评价:他在任职期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很显然,他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在青海省书记的位置上的相当出色,得到各方认可。

因此1982年成为山东省委书记兼省长,1985年又兼任山东省委党校校长,是山东当时著名的改革大将,直到2003年离职休养。而隐退以后,梁步庭依旧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百姓需求,一直致力于发光发热,直到2021年在济南去世,享年99岁。

“彭德怀西南三线岁月:以真情谢旧恩,却陷政治风波”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的彭老总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他没有被安排留在北京,而是被放到地方上挂职。对于这样的安排,彭总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他一生为公,只要能给国家做贡献,在哪里都是一样。

只是,对于彭老总的安排,组织上还是进行了一番讨论,一直到1965年,才明确了他的挂职处——当时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到西南大三线坐镇,负责那里的工业建设工作。

这样的安排,彭老总感觉有些不适应,和工业相比,他似乎还是更喜欢农村的工作。于是,彭老总主动写信,请求派他到农村去抓农业工作,那方面他比较熟悉。

工业领域,彭老总此前很少涉及,他对这些工作不熟,毛主席得知了此事后,特意找到了彭老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让其到西南抓工作。

当然,毛主席还是有别的考虑的,建国后西南方面一直不太平,需要一位能人镇住场子,声望高的彭老总无疑是最合适的,一旦发生战事,彭老总必然能迅速处理到位。

不过,彭老总心里还是有些担心,工业这些事情他怕难以入手,影响国家大三线的发展。可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他也服从了中央的安排,很快就来到成都,开始了自己在大三线的工作。

工作一开始,其实就和自己预期一样,他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工业等领域,没有相关知识经验确实难以入手,彭老总空降到这里,一上来面对各地汇报工作,也是难以入手。

当时,在西南大三线,有不少彭老总在志愿军时期的旧部,他们听说老上司来了,都非常高兴,希望彭老总能到他们的厂子那里看看成果。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知道彭老总的处境,有意在各种事情上制造麻烦。

幸好彭老总对待工作十分认真,哪怕自己不够了解,还是坚持实地调研,他扛着巨大的压力,巡视了数十个县、市的项目工地,虽然1966年彭老总已经68岁高龄,但他还是坚持靠着自己一双脚,爬遍了西南的山沟沟。

在这趟漫长的旅行中,彭老总并不是孤独一人,早年间红军长征路上,彭老总与西南地区不少群众都打过交道,当时就有着很深的羁绊。

在巡视的过程中,彭老总经常能遇到自己的故人,有一次彭老总特意来到了大渡河畔,他听人说起曾经冒险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帅仕高,正在附近治疗眼疾。

得知此事后,他立马请老人来到他这里,见到帅仕高,彭老总再次浮想起了当年的往事。他握住帅仕高的手,高兴地说道:“你是帅仕高吗?我们是老朋友了。”

帅仕高认出了眼前的人,正是彭老总,他也非常激动,两人热情地聊了许久。得知帅仕高的情况后,彭老总十分担心,他在临别之际,特意将自己攒下的30块钱留给了老船工,还送给他三包大前门香烟。

对于重情义的彭老总来说,他认为自己理应感谢一下这位伟大的老船工,当年他救了无数红军将士的性命。因此,这件事彭老总没有想太多,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居然会抓住这件事,开始制造一些对他不利的言论。

彭老总在西南工作的过程中,那些一直制造麻烦的人,显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件事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一般人估计都不会注意到,但却依旧被炒作成为“以小恩惠收买人心”,专门开了一个批判会。

得知此事后,彭老总感觉有些无奈,自己只不过是正常的善意举动,就成了这个样子。

1935年5月25日,帅仕高和其他几位船工一道驾驶红军十七勇士乘船,在火力掩护下,留着敌人密集的子弹、炮弹,在炮火连天和惊涛骇浪中,沉着勇敢的驶向对岸。

当木船颠簸地将要接近尖石包靠岸时,船突然被急流冲到桃子湾撞在一个大破石上,船马上就要翻了,在这千钩一发之际,帅仕高与三位船工勇敢地跳下船。

在水中,用背顶着船只,另外四个船工用船篱把船抵住岸边,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占领了渡口工事。

红军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帅仕高和他的船友们立下了大功劳。如今,那些老人们仍然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彭老总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他们,没想到事情会逐渐变成这样。

在西南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连老船工的事情都要利用,彭老总对这一切有了预感,毕竟他在这里很多糟糕的事情,都是遭到那些有心之人不顾一切的抹黑。

“中国渔民意外捕获美制MK-46鱼雷,助力中国海军技术飞跃,成反潜作战新篇章”

1978年10月,以海为家的海南渔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工作着,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突然一个渔民感觉网中似乎捞到了一个“大家伙”。渔民们经验颇丰,南海的海洋物种又极为多样,因此他们认定这次肯定要大丰收。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最终捞出来的并不是鱼,而是一个蹊跷的铁疙瘩,众人都看不明白,还是船老大站出来表示:这似乎像是一颗鱼雷。感觉事态不一般,渔民们果断联系附近的海军基地,把这颗鱼雷上交过去。

或许谁都没想到,正是这颗鱼雷帮助我国进一步拉近与美国在技术上的差距,因为这为我方后续设计研发更加新型的鱼雷打下坚实的基础,毕竟这颗捞出来的鱼雷可是著名的MK-46鱼雷。

MK-46鱼雷是美国著名军火公司霍尼韦尔公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门研发的一种攻击潜艇的鱼雷,本质上是一种轻型鱼雷。因为不是用来攻击大型军舰的,所以机动性特强,而且攻击深度大,甚至具备主动、被动声音导向功能。

当时美国专门研发这种鱼雷,是为针对来自苏联的核潜艇威胁。苏联海军曾经极为重视发展各种型号的战术和战略核潜艇,这些核潜艇就像“水下刺客”一样,给美国带来巨大隐患,所以美国专门搞了一种针对苏联潜艇的新型武器,这个武器就是MK-46鱼雷。

MK-46鱼雷在研发完成后,很快列装美军部队,是当时美方海军装备的标准鱼雷之一,当然后续美国也把这种新型鱼雷供给北约的其他同盟国使用。

这种鱼雷虽然产量大,陆续生产超过2500枚,曾至少在26个国家海军中服役,但对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海军而言,依旧是最先进的鱼雷之一。在美国和他的盟友大规模装备MK-46鱼雷时,解放军海军主力鱼雷还是鱼-3鱼雷。

这是一种我国705研究所为中国核潜艇计划专门研究的一种反潜鱼雷,采用电动推进。在1969年正式研发出第一批样本武器,并在1971年正式装备部队,而这种鱼雷和北约海军列装的标准MK-46鱼雷的性能差距很大。

可以说双方的反潜巡逻舰在面对苏联核潜艇时,美国鱼雷可以实现对苏联核潜艇的针对打击摧毁,而我国的老旧版本的鱼-3鱼雷能否找到苏联的核潜艇都不好说,所以中国渔民能意外捕捞到MK-46鱼雷,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而我方有关人员在查清这个鱼雷的属性后,简直是如获至宝,立刻对其进行分解研究和逆向化研发,很快就掌握了这种美式鱼雷的研发技术,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成功搞出我国的新一代鱼雷鱼-7。

鱼-7鱼雷的性能接近美军的MK-46鱼雷,能够攻击300米浅深的潜艇目标,而且这是一种多用途类的反潜鱼雷,除了可以装备在反潜军舰以外,还能放在反潜直升机和固定翼反潜飞机上,这能帮助我国进一步完善反潜作战系统,足见当时这个鱼雷获得的成果有多大。

这是实打实让我国在鱼雷技术领域缩短了与美国20年的差距,要知道当时西方虽然逐渐放松对中国的封锁,但我方依旧无法从西方获得先进军事技术,而此次算是意外之喜了,同时也开辟了一种对外“新途径”。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便是敌视态度,潜艇、军舰没少在中国周边海域晃悠,所以也总会出现一些意外,比如美国演习时遗留下来一些航空炸弹、或者鱼雷,以及美国人刻意在南海投放的海上浮标。

一旦被我方获取,往往都会成为军事技术发展的助力,美国或许从来没想到,他们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给予了中国支持。当然获取的方式,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渔民。

曾几何时,江苏省还曾公开进行了一次表彰大会,就是为表彰一直以来江苏渔民在出海打鱼时,曾经多次捕捞起外国军队所投放的海洋探测装置——这些探测装置性能先进,拥有识别、存储数据、传输等各种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渔民打捞上来的这些外军探测器,还能有效推动我国国防安全,打破外国军队对我方的侦察企图,所以江苏直接对11名立功的渔民进行隆重表彰。

2021年央视也是直接报道过:渔民在海外捕捞时,无意中捞起一些国家在我国近海所投放的水下航行器。而这个探测器也是某些国家投放的,目的是专门收集附近船只或者是潜艇活动信息的探测器。所以渔民的力量显然不能小觑,他们可不单只捕鱼,在捍卫我国领海主权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无名英雄。

“清廉典范郑培民:一生奉献,遗言仍守交规,笔记本见证不朽公仆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个极为让人不可思议的事。

一个省委副书记的家竟然遭到偷窃,因为当时家里没人,两个小偷便借机撬门而入,只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多次翻箱倒柜后,他们并没有什么收获,只偷得4000元钱和两条香烟。

这并不是因为书记早有预防准备,而是这位书记实在是太清廉了,甚至4000元都还不是他自己的,乃女儿出差时预支还没来得及归还的公款。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震惊,但若是了解郑培民书记的一生,相信大家并不会感到意外。郑培民出生于1943年的吉林省海龙县海龙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他从小刻苦好学,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物理系,1968年来到辽宁3275部队锻炼。

等到正式出来工作时,他被分配到湖南。当时工作的地方是湘潭电机厂,虽然那个年代包分配是常态,不过从东北吉林来到南方湖南湘潭,这无疑很难适应。

面对陌生的环境,郑培民最开始也有过迷茫,但必须承认郑培民的事业是从这里起步。

在湖南电机厂时,郑培民凭借高学历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很快得到提拔,一路从厂革委会组织组干事成为厂团委副书记,乃至于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此期间,他也曾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在完成进一步深造后,他积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工农大众,团结各级干部,干出了很多成绩。

因此1983年他又被提拔为湘潭市委副书记和书记,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在任职期间,这位书记立下了两头的规矩,所谓两头是指:不多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一点腐败的念头。

在市州工作近十年,他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大力推进湘潭市和湘西自治州的文明建设,为两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当时的湘西只能靠小水电站发电,到了旱季的时候,工农业电力缺口很大,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此,郑培民亲自深入调查,经过和各方百姓和干部的探讨,最终决定发展火电。

虽然当时阻力很大,但他据理力争给各方做工作,最终确定湘西的火力发电。此后该项政策成为了湘西发展的重要依靠,直到如今都在发挥作用。

除此以外,郑培民还非常关心湘西的农业,为了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种植新技术,郑培民亲自下田示范,结果从三米多高的田坎仰面掉下来,摔成脑震荡。不过事后郑培民对此也毫不在乎,依旧迅速投入工作。

正是他这股拼劲,所以为推动农业新技术作出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从那一年开始,湘西的粮食此后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因此1995年他又被提拔为湖南省委副书记。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郑培民是个有能力的好官,所以老百姓爱戴他——例如凤凰县火炉坪村,该村的党支部书记龙玉虎对郑培民的印象就很深刻。

他经常陪着副书记去农户家,副书记总喜欢揭开锅盖看看我们吃什么,而且还喜欢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饭,边吃边聊农村的生活与生产,甚至他还经常住在农户家里。

1988年安造垸溃垸,县城和5个乡镇、一个农场共18万人,面对生命危险,郑培民带着大指挥抢修了一条11公里的隔堤,镇定自若,最终他带领大家打赢了这场洪水大战,而在大家的一片欢庆声中,这位书记悄悄的和大家一起在堤坝上吃着盒饭,度过了他的55岁生日。

由于郑培民深得民心,所以百姓曾想给这位书记送点东西补补身体。例如1993年10月,有朋友来郑培民家里拜访,听说他不在,于是就留下一包钱。

结果,郑培民的妻子坚决不肯收,眼看着对方放完钱就走了,她连夜将钱送到了丈夫的办公室。郑培民也立刻打电话让朋友将钱拿回去,并且批评他:你不是要我犯罪吗?这样的事情以后决不许再犯。

郑培民的做法,让大家更加钦佩这位好书记。在此后的日子里,郑培民继续为湖南广播电视出版和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2001年正式成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但他依旧一如往常,他的妻子职位从未发生太大变化,一直都是普通职工。就连他有一次从长沙去湘潭开会,他的儿子想要搭顺风车去湘潭大学读书,都遭到他的严辞拒绝。

2002年,郑培民因工作劳累突发心肌梗塞病倒了。当时情况很紧急,众人连忙将他送往医院。在路上,司机非常着急,生怕郑培民有意外。

但他却在近乎昏迷之际,再三嘱咐司机——不要闯红灯。司机含泪答应了他,可惜送到医院的时候,郑培民终究没能挺过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嘱咐司机不要闯红灯,竟然成为他这一生最后的遗言。

而在郑培民去世后,有人去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最大的财富便是“笔记本”,笔记本很多,多到有分类明确的工作笔记、日记,甚至是备忘录,他将自己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只为不愧对于民。

“周总理与贺老总:跨越生死的革命情谊,终难弥补的遗憾”

1967年1月19日,周总理与李富春一道来到了贺老总这里,早在1月初,周总理就担心贺老总夫妇的安全,特意安排他们住到自己的家里。

贺老总住的是前厅,床是临时搭的。他住在那里,目睹周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往往天快亮了才回来。他心里惦着周总理,也是一夜夜地睡不着,每到黎明前贺老总就趴在窗台前,盼着周总理早点回来。

而此番周总理前来,是来与贺老总告别的。由于局势的变化,周总理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为了贺老总考虑,周总理决定给他换一处安静的地方居住。

两人相识多年,贺老总对周总理的苦心十分理解,就这样他离开了总理这里,在杨德中的护送下前往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一所建在山腰间的平房院落里居住。

可两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

周贺二人第一次相见,还是在192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周总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了贺老总部队的驻地。

这次见面,周总理对贺老总分析了当前国内的形势,指出了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他的超凡见解,让贺老总十分惊讶,两人自此成为莫逆之交。

在那之后,他们两人在南昌城重逢,一起组织并领导了南昌起义,尽管贺老总当时还没有入党,但周总理早已将他当成自己人,起义的诸多重要事情,全部委托给贺老总全权处理。

此后两人由于工作的缘故,很长时间都没能见面,直到后来他们在上海相聚。可贺老总在这里的事情被敌人发现,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为了贺老总的安全,也为了他后面的工作,周总理不得不暂时放弃让他去苏联留学。

两人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后,周总理同意贺老总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建设革命队伍的想法。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贺老总带着刚刚组建的领导班子,前往了湘鄂西,果然如他们所料,这里的革命运动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反动派的又一大威胁。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两人都在党内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忙碌的工作,再加上交通闭塞,使得他们并没有太多见面的机会。

然而,两人的情谊并没有因此改变,建国后,周总理长期负责外交领域的事务,由于这方面缺乏足够的人才,贺老总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又一个得力助手。

两人一起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他们有了在一起工作、经常见面的机会。在环境的影响下,两家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

贺老总后来长期受到打压,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好在有周总理艰难维持局面,保护了贺老总在内的许多人。周总理虽然竭尽全力去保护重要的人,但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很多事情不是全靠他一个人就能做好的。

在两人分别后,他就很难得到有关贺老总的消息,始终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情况。等到周总理终于找到贺老总的消息后,他这才发现,此时贺老总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得知挚友的离去,周总理心中十分难受,在那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贺老总的案子,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事情终于有了进展。

1978年,他特意派人找到了贺老总的夫人薛明,请她撰写相关平反、遭打压材料。薛明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当她写好了材料拿到北京,邓颖超听她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难过死的。”

周总理作为老革命家,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保持高度理性,可在贺老总的事情上,周总理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当贺老总的追悼会举办的时候,薛明见到身形憔悴的周总理,他一进来就悲痛的表示自己没能保护好贺老总。

周总理在追悼会上的悲痛神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后他更是对贺老总的骨灰盒连续鞠了7个躬。在两人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一直为着共同的信念而奋斗,两人就如同亲人一样,始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当时,周总理积劳成疾,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可他还是想为挚友做更多的事情,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若是没有这些事情,两人本可以一起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惜一切没有如果。贺老总一家对周总理十分感激,周总理拖着病体为他们的事情四处奔走,这份恩情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北京第一悬案告破:火车碎尸迷雾重重,柯南处长领衔侦破60天奇迹追踪”

1979年2月24日下午,北京开往丹东的27次列车检票发车,开趟列车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多站,行程长达千余公里,一直到2月25日上午才到达丹东东站。

和往常一样,乘务人员和乘警仔细的为涌动的人群检票上车,到站以后,等乘客走干净,他们则认真负责的上车检查,确保乘客没有遗下物品。

按理来说,这趟列车开了很多年,基本很少有落下东西的,可这一次却出了意外,当乘务人员来到6号车厢时,大家一眼就看到了行李架上有遗留物品。

——遗留物品,是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和一个白色的塑料布行李卷。

乘务人员发现物品后,第一时间打了电话通知派出所,并且将其送到了派出所。

当时派出所接到电话还以为只是普通的遗失物品,到时候只要等人来失物招领就行了。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当他们打开手提包时,却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了。

原来,手提包和行李卷里不是什么金银珠宝,竟然是一段段被肢解的尸体。

这可实在是出人意料,直接吓坏了送来失物招领的乘务人员,而警方也立马意识到,这可不是“失物招领”,而是一起重大杀人碎尸案,恐怕不是自己一个小派出所能解决得了。

所以派出所立刻上报给丹东市公安局,公安局得知消息后也知道这是个大案,则派遣法医、技术人员全员出动,查看尸体。

通过初步检验,行李包中装的是一个男性的尸体,尸体被肢解,但缺少头和手,所以丹东市公安局只能初步确定这起案子不是发生在列车的终点站丹东市,想要具体破案却也无能为力。

于是,他们就将尸体送到首发站北京,请求北京市公安局一起调查该案件。

有意思的是,接手这起案子的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居然名叫“柯南”,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专业对口了。就这样,丹东公安局和北京公安局携手,开始正式针对此案调查。

但这个案子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虽然丹东公安局、北京公安局联手,而且还有柯南处长负责破案,但案子难就难在尸体被肢解,而且不能获得面部信息和指纹信息,根本无法确定死者身份,因此这被认为是曾经北京第一悬案。

更重要的是,尸体是通过火车运输,办案人员很难判断凶手到底是从何处上车,案发地点又究竟位于哪个地方。显然这就是大海捞针,想要破这个案子,必须要70%的细致认真,还需要30%的运气。

不过两大公安局并没有气馁,他们知道这个案子的恶劣性,两边卯足了劲,一定要破获此案,为此将不惜一切时间成本和人力代价。

那么这个案子该怎么查呢?首先自然是调查唯一的信息源——尸体。对于经验丰富的老警员来说,尸体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的诸多特征,会告诉我们一些“隐藏的信息”。

在尸检报告中,警方发现:死者是被刀类工具肢解,尸体的大腿外侧及小腿有浓密的汗毛,两脚第二趾均压在第三趾上。

其腹部有阑尾手术疤痕,肛门处有痔疮;而且法医推断:死者右肺有点钙化,血型为ab型,生前患有类风湿脊椎炎。

另外,死者身穿灰布长袖衬衫和无领针织衫,这些衣服都是北京生产的。

而包裹他尸体的手提包,两边分别印着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的图样,拉锁上还有北京红卫牌锁一把,内部一条白绿条褥单包裹6块尸体。

塑料布行李卷装在一白色网兜内,经打开检查,白塑料布上有一鞋印,前掌是波浪花纹,后跟有两条凸起花纹,第二层是紫色旧被面,第三层则为旧棉被套裹着男尸躯体。

通过尸检初步可以得知,死者有可能是在北京被杀,尸体是从北京被带上车的,但其他物品却很难证实死者身份。

而且从北京上车的乘客数量可不少,万一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行李包是之前就遗留下来的呢?那必定会更加麻烦。

于是,刑侦队利用这点信息开始针对北京车辆段的检车人员进行调查,他们查看了列车发车之前的检查报告,确实无误,发车检票之前各节车厢没有任何物品,行李包的确是上车的乘客遗留下来的。

随后刑侦人员便对整个车站的13个单位进行调查访问回忆,看他们是否记得北京站上车时有没有谁有异常反应,可惜都未查到有效线索。

警方无奈只好加大力度,针对放置尸体行李位置的几个位置的乘客进行严格排查,可结果还是令人失望,其中两名是军人,还有一个是沈阳的乘客,他们都无犯罪嫌疑。

没办法,警方只能找到当时6号车厢的全部69名乘客挨个询问、调查,看能不能找出点线索。还别说,慢工出细活,复杂的案子就怕人磨……

警方还真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有一位坐在6号车厢30号位置的同志提供消息,在对面29号上面的行李架上放着一个手提包和塑料布行李卷,他当时想要挪一下,还发现里面的东西很软。

到丹东下车的时候,他发现那两个包还在上面。经过警方对照,发现对方描绘的两个行李和装尸体的行李一致 。虽然依旧没有找出凶手,但警方确定了尸体是凶手从北京站上车安置的。

可话又说回来,知道凶手在北京也不能如何,总不至于把整个北京的人口调查一遍吧?于是警方还是把重点放在尸体的衣服和行李包上,这次他们将会针对尸体遗留下来的线索进行一系列的回溯调查。

例如捆碎尸包用的麻绳,他们查出是通县黄木厂生产的,销售范围仅在北京;蓝白网兜是北京丝线厂的产品,销售也在北京市场。

保湿用的旧棉套经土产公司认定是机织的,警方挨家挨户走访,最终确定是朝阳区关东店昙花门市部所造的,而他们的销售范围是朝阳,东城和崇文三个区的结合部。

但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摸排,警方还是没有找到“一锤定音”的线索,只能认定该案子可能是在北京朝阳,东城和崇文三个区发生的,可到底是在哪里?死者是谁?杀人动机是什么?依旧毫无头绪……

就在这关键时刻,柯南处长站出来——第一,请求对全市居民公布案情,发动所有人提供线索;第二,全国公安机关齐心协助,对证物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研究。

到底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各方努力下,还真发现一个被忽视的细节。

即:一块沾有大量血迹的抹布,此前大家只注意到抹布上的血迹,根本没有注意到在血迹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模糊字迹。

血迹干了后,大家铺平后仔细辨认,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和一个陈字。大家如获至宝,赶忙进行调查,很快就查出是朝阳饮食处双井店的号码,这与之前的辛苦调查都对上了号,死者或者凶手就是朝阳区的人。

那么这个凶手是不是就是这个“陈”呢?警方来到双井饮食服务店,发现这两个号码是该店的营业号码和办公室号码,而该店职工有200多人,其中姓陈的男女职工也有12人。

凶手可能就藏在这12人中,那么谁是凶手呢?经过经理的分析和警方的继续追踪,很快众人就锁定了一个叫陈克浩的人身上。

为什么说此人有嫌疑呢?原来,此人55岁,中共党员,原本是市委行政处的干部,后来因为工作不负责,被调到了该饮食店工作。

根据经理的反应,他品质不好,作风不正,受过处分。

可是,就在警方调查此人时,却发现:此人虽然作风不正,但也只跟男女关系有关,他好像并没有直接的杀人动机。警方再次遇到瓶颈,辛苦了大半天找证据,总不能凭感觉抓人吧?这让警方又头疼起来。

好在随着调查的深入,大家又发现一条重要线索,陈克浩虽然不一定有犯罪嫌疑,可是他的前妻却有犯罪的可能。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调查陈克浩时,接到百姓举报,陈克浩的前妻刘敬芝在此前搞过大扫除,擦墙皮、刷地板、冲下水道,之后又冲洗门窗家具,连桌子上的抽屉都翻新了。

当时大家表示不能理解,刘敬芝平时也不咋爱干净,怎么突然就搞起卫生?

警方抓住这个反常细节,顺着刘敬芝这条线查了下去,很快有新进展,刘敬芝和陈克浩曾鬼鬼祟祟秘密接头4次,而且每次接头的时候刘敬芝总是表现出一副惊慌模样。

更离奇的是,刘敬芝还去弹了一床新的棉被套,留的不是自己的真名,而是一个假名和假地址。

表现越来越蹊跷,警方于是设法进入刘敬芝家里,果然有重大发现,虽然她家已经焕然一新,但还是成功在缝纫机抽屉下面发现几滴血,而且缝纫机上的血和死者的血型完全相同。

这下警方基本确定:刘敬芝家里就是案发现场,刘敬芝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可是刘敬芝不过一个弱女子是如何杀死人并分尸的?她一定有同谋。

还有就是,刘敬芝为何要杀死死者?为了搞清楚这一点,警方开始沿着刘敬芝的人际网络调查死者身份。这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刘敬芝人际关系非常混乱,接触的人也极多,警方走了数省11个县200余人,还是找不到死者身份。

负责此案的柯南处长头都大了,怎么办?正如前文所说,像这种案子需要细致认真,但同样也要运气成分,恰好他们的运气不算差。

没过多久,派出所接到的电话,一个声称正在和刘敬芝谈恋爱的男人向派出所举报:刘敬芝就是火车碎尸案的杀人凶手,而且刘敬芝告诉他,死者和他在一起住过,原是一个北京人,此人啥坏事都干,被东城分局送往东北去,后来又回来想对她耍流氓,被她约两个人给杀了。

警方抓住要害线索,和刘敬芝同居,曾被东城分局送往东北,于是以此为线索进一步调查,很快东城分局刑侦科找到了,死者当时和刘敬芝搞倒卖,名叫张跃华,是北京人,因盗窃流氓罪被送往兴凯湖农场。

这下算是有了新方向,接下来就不难处理。

通过对张跃华的亲属调查访问,最终确定:张跃华得过肺病,做过阑尾炎手术有点驼背,脚趾还重叠,这些特征都符合,死者的身份已经彻底证实。

柯南处长看着手里拿到的所有证据,终于可以动手抓人,于是立刻逮捕刘敬芝和陈克浩,对他们进行审问。在逮捕过程中,警方还搜出菜刀、擀面杖等杀人凶器和包裹尸体的棉花,甚至是死者的棉衣等重要物件。

可话又说回来,虽然大海捞针总算捞到了人,可他们为什么要杀人?难道真是因为对方非礼的流氓行为吗?经过警方的审问,刘敬芝终于供出了一切……

原来,刘敬芝最开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和陈克浩结婚,但1978年她又在搞倒卖的时候认识了死者,并且被对方的年轻多金吸引,两人就搞到了一起。

此举引起陈克浩的强烈不满,夫妻两人因此离婚,刘敬芝就这样顺势和死者住到一起。可是随着死者的钱逐渐被挥霍一空,刘敬芝便开始厌恶他,还提出要离开、分手。

这让死者恼羞成怒,扬言要对方还钱,而且还要去派出所揭她的老底,刘敬芝非常害怕,于是动了杀心。陈克浩本来也舍不得前妻,如今看到前妻后悔了,于是决定帮她杀人。

为以防万一,刘敬芝还找到自己的侄子刘京生帮忙,于是三人一起用擀面杖将对方打死。因为陈克浩要上班,所以将尸体先放了一段时间,再将其肢解处理。

接着,三人再用包裹携带尸体从北京站上车,还特意买的站票,在第6节车厢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最后走出车站回家,至于头和手,则被刘敬芝放在草篮子里扔到东郊河中。

到此为止,一桩大案终于被告破,前后动用两个警局和全体人民的群策群力,花费60多天的时间和大量的时间精力,终于将罪犯绳之以法。

对此,我们不得不敬佩柯南处长和他同僚破案的耐力和决心,也难怪老祖宗说的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犯了法,不管你藏得多么好,哪怕是在海里捞针,警方会不遗余力的将你从海里打捞出来,绳之以法。

“揭秘海军英魂陶勇之谜:陈毅力证忠诚,毛主席怒拍案桌背后的悲情真相”

资料来源:《党史纵横》2017年第十期

1967年1月下旬,陈毅才得知一个噩耗:原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陶勇自杀身亡。得知此事后,陈毅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的悲痛。

与陶勇相识多年,几乎没人比陈毅更了解陶勇的脾气,如今他突然就离开了,还是以这样的方式,陈毅始终无法愿意相信。

而且陶勇在离世后受到不少人的指责,被说成是“叛徒”,他的家人也因一些事,生活得十分困难,好在有许世友的帮助,其亲属才安顿下来。

看到这一番处境后,陈毅内心更加坚决陶勇不是自杀,在来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后,他直接将陶勇的问题报告给了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陶勇的这些状况,听到陈毅陈述陶勇被打成叛徒后,主席一气之下猛地把手中的铅笔拍到茶几上。

他激动的要让陈毅立即给上海方面打电话,并告诉所有人:我毛泽东是支持陶勇的,看哪个敢打倒他。看到毛主席的态度,陈毅内心十分感动,但也只能哽咽的说道:主席,晚了。毛主席也明白过来人已经不在了,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遗憾,两人都为陶勇感到惋惜。

陶勇本名张道庸,他早年家境贫寒,受尽了地主的欺凌。后来,陶勇参加了革命,很快就在部队中脱颖而出。在战场上,陶勇身先士卒,打仗十分英勇,平日里他嫉恶如仇,办事雷厉风行,很受大家的拥护。

因此,陶勇逐渐从基层升迁,成为红军中的将领,到了1936年,他就已经是红九军教导师师长。随着自己的位置越来越高,陶勇有了更大的平台,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

抗战时期,能征善战的陶勇被调到了新四军,得到这么一员猛将,陈毅乐得合不拢嘴。他与陶勇关系极佳,还亲自为对方取了陶勇这个名字。

每当谈起打仗的事情,陈毅都会放心让陶勇去处理。陶勇没有辜负陈毅的期望,指挥着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他成为了新四军中出名的猛将。

后来,两人又一起合作,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强敌。

朝鲜战争爆发后,陶勇又作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入朝指挥作战,在这里他依旧是勇不可当的猛人。全军上下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打起仗来悍勇无比,给美军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值得一提的是,陶勇在全军中由于工作等因素,一直没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可毛主席却对他有着一定的了解,1953年2月24日,毛主席在南京第一次见到陶勇,就像认识了许久一样,聊起了陶勇的事情。

原来,陶勇作为军中猛将,军事能力极为出色,已经在党内是公认的事情,毛主席很早就知道了他的事迹,一直想要找机会见见他。

陶勇爽朗、耿直的性格,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打那以后,毛主席就对陶勇的工作十分关心。当时,国内正大力建设海军,陶勇就被派到了海军中负责部队的建设工作,他在东海舰队工作多年,几乎是一手建设起了这支重要的海军部队。

尽管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陶勇还是顽强克服了诸多困难,一点点把工作做好。与许多去海军工作的原陆军将领不同,陶勇为了让自己适应工作,还经常跟着部队一起出海,这也是他能快速适应新环境的重要因素。

可惜的是,在1967年陶勇过早离世,而且还是离奇自杀,多年的老部下就这么走了,陈毅自然无法接受,所以忍不住要面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而这件事也让中央十分震惊,多年以后,周总理都无法忘记陶勇的事情。

毕竟毛主席与周总理,都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工作,这方面国内需要大量出色的人才,而陶勇在海军工作多年,成绩十分出色。他的离去不但让海军建设受到沉重打击,也使得部队上下受到不小的影响。

这些年间,陈毅夜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他想要找到陶勇之死的真相。组织上也进行了多次调查,只是由于时间过去了太久,许多事情无法查清,陶勇的事情就这样自此成为了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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