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真实世界的模拟就像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中所提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为了能够对真实环境加以把握，依照简化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建。而设置得当的综艺就如同一个人类行为与情感的“实验室”，一切按照导演的要求运行。观众能够看到镜头里的“十个勤天”在辛勤耕耘，但看不到镜头外的场地选择、剧情设计、飞行嘉宾安排、“外挂”辅助，也无法确定镜头之外，嘉宾是否全程困在“农场”，是否真的参与了所有种地的流程，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否是真的那么“正能量”，没有嫉妒、争抢和龃龉。
更深层的是，观众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收取了“零片酬”，他们参与节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单纯想要吃苦、学习、体验抑或是从遍地优秀帅哥美女的演艺圈新人中另辟蹊径，杀出重围。
毕竟，拨开一切被花言巧语描绘的节目愿景来看，“种地”其实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偶像卖点：他们是明星里最能吃苦耐劳品德高尚的，他们也是种地的人中最有明星相的。粉丝们一再夸耀和推崇的辛苦和品质，例如吃盒饭，（相对）简陋的住宿，辛苦的田间劳作……都不过是广大农民的普通日常。而这一切之所以值得被反复夸耀和赞美，显得那么可贵，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明星身份。因为他们展现出来的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愿意在地里卖力气”。
但，靠“吃苦”和体验“普通人”的职业而红起来，获得大把赞誉和收入的明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作茧自缚：
当粉丝开始绑架内容
近几年，由于题材受限，综艺高度依赖招商而受到经济环境影响等等原因，综艺“寒冬”成为业界共识。许多节目为了“活下来”开始走话题路线，即“挂羊头卖狗肉”，并不真正专注于节目声称的内容，而是依赖流量明星或者社会敏感话题来博取眼球。
如一些演技培训类节目，上热搜靠的不是精湛的演技和表现，而是靠绯闻八卦、嘉宾冲突、明星出丑等。这看似“聪明”的做法不仅是在吸血嘉宾，创造“黑红”的节目口碑，且也将节目和大明星大流量进一步绑定了。由此，一个节目是否能做成，取决于“阵容”如何以及“阵容”适合不适合、愿意不愿意“炒话题”，流量明星成为了绝对的话语权掌控者。
而《种地吧》的成功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指明了另一条道路，即通过素人/小明星为主角的节目同样可以吸引观众。
但这场“换人”风波展现了美好故事的另一面——粉丝和饭圈文化已经显现出对内容进行深度影响和绑架，而与之相关的冲突正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如今常见的事态是，在网络剧/电视剧制作之前，粉丝们就会撕制作组，撕经纪公司/工作室，为自己的偶像挑选剧本，抵制他们觉得不合适的演员搭档。剧本编写或前期制作阶段甚至播出之后，粉丝们会撕番位，抗议自己偶像的戏份不够，甚至恋爱剧中甜蜜相爱的男女主粉丝都会互相争论谁的戏份应该更多，谁“偷改剧本”，这到底是“大男主剧”还是“大女主剧”。
在综艺界，这种战火也逐渐燃烧起来。例如23年Angelababy杨颖回归综艺《奔跑吧》（俗称跑男）时，粉丝们发现好不容易回归的杨颖所占片长只有4分钟，另一位女明星白鹿却有10分钟。当时引发了不少的抗议浪潮。
微博截图。
这些现象的共通点是，粉丝们会普遍认为内容制作者/经纪公司/播出平台等对自家的偶像不好，存在消极怠工、欺压迫害、资源分配不均等行为，“维权”成为粉丝常见的诉求。
而事实上，这些欺压的发生频率显然没有粉丝抗议的这么高。尤其是对于《种地吧》这样的节目来说，采用没有名气的新人意味着艺人和节目可以彼此成就，甚至，从商业角度上来说，还可以涉及到节目制作方参与诸如艺人经纪等后链路收益，可谓是一举多得，节目组绝无“欺压”嘉宾的必要。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卡普曼曾提出“戏剧三角形”理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是拯救者、受害者和迫害者。他认为，在冲突情境下，人们内心会不自觉地倾向扮演着其中任意一个角色,并配合或引导他人扮演其他角色。
而越是“养成系”的粉丝，越容易觉得自己一步步看顾着偶像的脚步，在精神上是名副其实的“守护者”。在拯救偶像的过程中，粉丝会感到实现了自我价值，一方面保护了“处于劣势”的偶像，另一方面敢于站出来同非正义势力做斗争并表达合理诉求。
于是，正常的内容生产变味了，一切都像KPI（工作绩效）一样是可以被量化的明星成就和指标：偶像在剧/综艺中出现多长时间、站位如何、是被“力捧”还是被“吸血”、是否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都是粉丝们考量的对象。
如此逻辑之下，“嘉宾为内容服务”或者说内容是否好，反而是最不需要考虑的一项——尽管所有人其实都应该明白，应该是好的内容和作品来捧出一个个偶像。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艰难困局。它并非一日之寒，也绝非单独某一群体的“功劳”，它既是由向眼球和资本而行的大众文化生产行业所引领，也是由充满热忱、心怀憧憬的观众们所打造。